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再还原

摘要:卫恒《四体书势》首次记录了张芝“匆匆不暇草书”一语。基于对东汉末年草书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再结合可靠文献还原张芝草书特点,可知张芝发出此一感慨乃由于精巧草书中的几微要妙仅为少数书家所知,且须长期临池学书。

关键词:东汉草书;张芝;匆匆不暇草书;势

西晋卫恒(252-291)《四体书势并序》一文录于《晋书·卫瓘传》后所附《卫恒传》中,其中《草势》前序引云:

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晋书·卫瓘传》)该文首先记录了张芝(?—约192)“匆匆不暇草书”一语。纵观《四体书势》,卫恒行文甚为简洁,其引“匆匆不暇草书”表明此语能体现张芝作为“草圣”的某些重要信息。自此文出现后,历代不乏对张芝此言的解释或引用,然或多或少有误解之处。近来也颇多论文专论此句,亦诸多南辕北辙之论。张天弓先生虽无专文论述此句,但其有关先唐书学考辨的诸多论文在考察早期书论之时都涉及对此句的分析。本文主要在张先生之见解上,进一步对此句的本义进行分析。

一、“匆匆不暇草书”如何应断句

首先,“匆匆不暇草书”应断句为“匆匆,不暇草书”,而非“匆匆不暇,草书”。现当代有著名书家不加考究,直言应为“匆匆不暇,草书”。邓散木在《临池偶得》中言:“过去解释成‘时间匆促,来不及写草书’是错误的,原因是古代文章没有标点,往往把人弄糊涂,应加上一个逗号‘匆匆不暇,草书’”。不得不说是没有考据原文的臆断。近年《历代书法论文选》在收录包世臣《艺舟双楫》时,把包世臣引用的《晋书·索靖传》中“匆匆不暇草书”断句为“匆匆不暇,草书”。这也给今人理解“匆匆不暇草书”一句造成了很大误导,也早已由学者指出。然现如今错误断句这句话本义的情况在书学界中亦恐仍不在少数。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反驳异说来分析为何断句为“匆匆,不暇草书”。

错误断句大致有两种主要解读路径:

一则解读为时间紧迫,只好写草书,这是由于完全没有了解张芝生活的时代章草书写的实际情况,单从文义出发,联想草书形成之初之书写情况而望文生义,这种情况大量存在于书学界。第一种解读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张芝时代草书的具体实际,而主观臆断为草书产生初期的由于时间匆忙而随意书写的情形。“草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此处“不暇草书”是狭义之草书,而非广义之草书。“草”字有潦草、简便之义,诚然草书一体也本产生于日常快速简便书写的需要,但到张芝那个时期,草书早已成为独立的书体,不再是没有规矩的随意的求快书写。观照此句出现的上文,“下笔必为楷则”一句,便可知卫恒引用此句,他对此句中“草书”的理解便是狭义之“草书”。正如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所言:“隶书、草书,本都是潦草苟简,只求实用的,但行用稍久,人们又在那里面发展出书写的艺术,一波三折,失去了草率的本意,渐渐地隶书、草书又都是很难学的书法了。”因为只有当字体具备了严格的法程和规范,换言之,当其发展成一种真正成熟的字体之后,书写者才有可能在掌握这些法程和规则的基础上,达到精通即“下笔必为楷则”的地步。

二则认为此言乃是张芝的“客套话”。2013年江波先生发文认为这是“张芝对书信采用草书书写及书写或有未足之处的解释之辞,是示敬自谦的客套用语,也是书信文化与书法文化共同催生的具有张芝个性化特征的语言。”[1]江波先生在文中分析了诸多长沙东牌楼出土汉简中的东汉后期私人间尺牍,并认为张芝“匆匆不暇”与其他书信中“匆匆不悉”句式相近,可据此知“匆匆不暇,草书”为其时书信惯用语在张芝书信中的个性化表述。他认为张芝即使得意于自己的草书书法,但在谦敬为德的文化环境时常书此“匆匆不暇”以明谦恭之意。江先生认为在张芝那个时代若用草书写书信“易被误为草率而致不谨失敬之虞”,因此张芝此言是在致歉。这种推测恐不合理。而且,江先生运用清顾炎武《日知录》中相关观点来印证此结论:“下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世安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然而看此段可知,“不作草即为谨重”是顾炎武依据自己的草书认知对古人行为进行的不得当的推测,非客观还原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人对草书的看法,因此恐难以支撑江先生的论点。然实际情况如何?《后汉书·北海靖王传》:“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可知在张芝之前,汉明帝驿马令北海王刘睦作草书尺牍十首。此后汉章帝更是令杜度上奏亦用草,“杜度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诏复奏事,皆用草书”(张彦远《法书要录》)。可知当时草书地位并非先生所言,因此其结论恐难以成立。

辛德勇曾先于江波于2009年、2010年先后作文谈“匆匆不暇草书”一句。[2]和江先生相似的是,辛先生也认为“匆匆不暇草书”是张芝自谦语,但不同的是在断句为“匆匆,不暇草书”的基础上,辛先生认为“匆匆不暇草书”之“草”字是“草稿”之义,非草书之义。明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羊山先生’者,认为‘不及作草’者,乃‘不及别草再誊清也’”,即“不及草”乃来不及打草稿。辛教授受此观点影响,认为不应从书法艺术角度理解这句话。辛先生后又作文《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认为由于“匆匆”是当时书信惯用的谦辞,所以张芝所言是解释自己书写简慢的原因。辛先生先于江波先生用长沙东牌楼出土汉简为自己作证:认为“遇事随手作书,不预写草稿,遣词用句乃至书写的字迹,难免不尽妥帖,有时甚至需要添改勾抹,自然有失礼敬,在长沙东牌楼东汉书牍当中,可看到许多实例。其中有一通书信还在末尾写有谦辞云:‘力疾书,不悉小大,休罪。’实际上这封信上的字迹也确实是写得大小相差悬殊,不够恭谨,而‘不悉小大’云云,与所谓‘不暇草书’的内在语义,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3]虽然辛德勇教授考证文献功力深厚,但此种解释恐怕也是不符合张芝原义的。张芝之前,草书作为一种书体早已独立,也成為通用语,张芝在草书一体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芝因其草书之精巧而为当世所重,而后卫恒《四体书势》引用“匆匆”一句为的就是说明张芝之草“下笔必为楷则”,而后又说明韦诞称张芝为“草圣”。若此言只是当时被广泛运用的书信惯用语,“不及草”又并非指草书,那又怎么会被卫恒作为推介张芝草书的典型话语而首次记录下来呢?所以此“草”应为草书之义,恐与“草稿”之义无关。“匆匆不暇草书”得以被记载下来就在于这句话本身与草书书写相关,具有重要价值与代表性,因此记录下这句话有助于展现张芝草书艺术。

二、“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还原与张芝书写理念

在正确为此句断句后,从字面上可直译为:时间匆忙,来不及写草书。在书写草书之后,张芝言此所意者何?张天弓先生认为,这是这属于书法家的自矜。

“自矜”书艺一方面会促使书家总结经验,提高技巧,另一方面会促使书家注重书名,相互议论;前者逐渐生出书法创作理论,后者逐渐衍生出书法批评。张“有道”自矜草书,自号“匆匆不暇草书”,涉及创作特点,又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涉及书法批评;张芝集此三端于一身,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时代的产物。[4]

张天弓先生认为张芝所言即是“自矜持”,涉及书法创作特点,并肯定了这种艺术自觉:“书法家的‘自矜持’是书法艺术自觉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书论起源最内在的动因,”[5]笔者基本认同张先生。作为书家,张芝重视自身草書达到“下笔必为楷则”的效果。张芝言“匆匆,不暇草书”,是对书写草书状态的要求。

从另一方面分析,据诸多史料可知,张芝取法崔瑗,因此其草书理念也应受崔瑗《草书势》影响。崔瑗“一画不可移”与“机微要妙,临时从宜”当对张芝有影响,且能反映出当时的草书家对于草书书写的思考。张天弓先生言《草书势》中此二句更多地强调临时书写所带来的偶然性的笔势,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通篇所要表达的“势”去理解这二句。一画不可移动,意在表明因为需要充分发挥笔势,笔画之间是某种意义上发挥了自然运动规律的“天机”的联系。因此即使仅仅移动其中一画,便会破坏了“势”上的联系。而张芝所言草书匆匆不可为应是自矜书家对于“势”的把握能力。索靖《草书状》“命杜度运其指,伯使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虽是一种修辞性的描述,但能从“忽班班而成章”以及对二人“运指”“回腕”的总结,反映出索靖对于二人草书的理解,暗示了杜度与张芝对于草书动态之“势”的把握。张芝不仅深入学习崔瑗,体会草书之势,还能通过长期临池学书做到结字精巧。因而自韦诞称之为“草圣”后,其地位一直未受过置疑。张芝对笔势与结字二者较好的把握与平衡正是来自他取法名家崔瑗,且能够长期不懈的学书。张芝的学书实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自矜“匆匆,不暇草书”之缘由。

我们可以推测,张芝应是在体味到了草书要想实现势与工巧二者的相对平衡之难,因而有“匆匆,不暇草书”的习惯性感慨。但张芝那个时代书家还未有意识要去深入阐述如何作得精妙绝伦的草书,因此张芝关于草书只留下短短数语,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东汉末年张芝等书家对于草书的思索可谓为中国书论的良好开端。

参考文献:

[1]江波.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考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02):9-14+161.

[2]辛德勇.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01):104-111.

[3]辛德勇.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04):128-130.

[4]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论韦诞——兼论古代书论的起源[M].荣宝斋出版社,2009.

[5]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皇象《与友人论草书》考[M].荣宝斋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