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草书书风与盛唐时代背景关系的探究

【摘要】张旭作为盛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尤擅草书,被后世尊称为“草圣”。他的草书作品多呈现出激情昂扬、恣意纵情之意,引领唐朝从秀丽妍美的书风逐渐向磅礴恢弘之势转变,并对晚唐及后世的草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旭草书书风的形成除却其自身的狂逸性格,其所处的盛唐时代背景同样不可忽视。盛唐开明正直的政治风气、繁荣昌盛的经济状况及兼收并蓄的文化取势,不仅造就了“开元盛世”的伟大现象,也使唐人更加包容自信,为张旭狂草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盛唐;时代背景;张旭;草书书风

【中图分类号】J709.2 【文献标识码】A

一、张旭草书形成的盛唐时代背景

唐朝尤其是盛唐,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对外交流频繁,社会高度自信,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恢宏法度的时代精神。盛唐时期是一个极富有艺术气息的时代,生活在盛唐时期的书法家张旭,以其狂逸洒脱的狂草闻名于世,他喜好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其作品表现了极大的自信与文化张力。

(一)开明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基础

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一起构成了一个朝代繁荣昌盛的基础,造就了盛唐军事、文化、科技和艺术的发展繁荣。

“贞观之治”后,唐高宗李治继续执行太宗制定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并重用太宗旧臣。他勤勉执政,善于用才,重新建立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被提拔选派的官员数量增加。唐高宗在位期间,令贤臣编纂了我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彼时的犯罪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阐述:“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永徽之治”。武则天即位后,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善用贤才,明察善断,对于为人清廉、做官刚正的臣民非常器重,有知人之明。同时,她再次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立了“武举”,大大扩大了选拔范围。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而唐玄宗在位前期,也同样很有作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如他在开元三年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量才授职、整顿吏治,一系列举措巩固并发展了唐朝政权,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

开明惜才的统治者、严谨的科举选拔制度巩固了唐朝政权,也使百姓生活更加安定。当然,君主自身对书法的重视和热爱也是唐朝出现诸多著名书家的重要原因。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有《晋祠铭》《温泉铭》等作品传世,堪称帝王书法的巅峰之作;唐玄宗时期,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等多部书法理论著作接二连三出现,也使书法艺术更加繁荣。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使唐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自信和无所畏惧的时代风尚。这些外在因素不仅影响着张旭性格的塑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书风,这在其作品中也能窥见一二。

(二)兼收并蓄的文化取势

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大一统局面为盛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盛唐时的思想文化处处体现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

繁荣的文化在唐朝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唐诗,盛唐时期的唐诗大放异彩,逐渐发展至顶峰。此时的唐诗题材广泛,流派众多,涌现出了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甫、孟浩然等著名诗人。他们以不同的风格流派共同体现着“盛唐气象”,或是边塞生活或是田园之逸,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瑰宝。其中,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张旭直抒胸臆的创作精神十分吻合,诗歌和书法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盛唐诗歌的发展及张旭书风的形成无疑都有极大影响。

在科学技术方面,盛唐时期也取得了瞩目成就。永徽三年,孙思邈总结了唐朝以前的医学成就,集此前医疗诊治经验之大成,著成《千金要方》,这是我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对后世有極深远影响。而开元十七年开始实行的、传由僧一行所作《大衍历》则实现了首次科学测量各地纬度的壮举。同时,盛唐时期的宗教文化也体现着自由发展的局面,儒、释、道三教并存,此消彼长、多元互补,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存在任何约束或控制,一定程度上使盛唐文化更加异彩纷呈,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前文提到,统治者对书法的学习和喜爱使书法艺术发展迅速。而至于草书字体,则经历了由今草到狂草的演变过程。唐玄宗时期,整个社会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表现出空前的繁荣和自信,具体在字体的表达中则更加不拘小节、挥毫泼墨。在这种情况下,张旭狂草书风的形成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书写创作中更加重视艺术效果,时常在醉酒后的颠狂状态下创作,使狂草更具有浪漫注意色彩,更能表现盛唐时代的雄浑。

二、张旭草书书风及对后世影响

(一)张旭狂逸书风的形成

张旭与怀素并称为“颠张醉素”,其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一同被唐文宗诏以“三绝”。草书作为极具表现意识的书法字体,其肆意恣情的姿态常常被书家赋予情感的抒发。

据史籍记载,张旭书法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狂逸”。他打破了原有的规矩,采用更加狂放抒情的狂草表情达意。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记载:“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的草书笔法师承蔡邕、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尤其是王献之的纵逸不羁。他“摹写胸中之感想,写时代之情状”,不仅丰富了草书艺术的欣赏空间,更反映出唐人的文化自信,推动着在盛唐大背景下的草书向任情恣性的方向发展。

具体分析来看,用笔方面,张旭改变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侧锋入笔为主的起笔方式,而加以逆锋入笔;线条方面,其线条质感变化丰富,跌宕起伏;结体方面,狂草的字形相比之今草则大小收放对比更为鲜明。其狂草作品更多体现了连绵之势,一字的起笔常与前一字的收笔相连,当末笔为竖向笔画时尤甚,字与字间相互呼应,体现了极强的笔画张力与黑白空间之美;但另一方面,虽然纵情豪放、气势恢宏,但都没有过度狂妄,即做到了“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在传为张旭所书的诸多字帖中,如《古诗四帖》《肚痛贴》等,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字形复杂多变,墨色变化丰富,但线条劲挺,大多为中锋用笔,起笔也多采用藏锋形式。与此同时,黄庭坚曾这样评价其作品:“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品,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獗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字字入法度中也。”他认为张旭虽然性情颠逸,但字的法度、草书的字法方面,还是基本规范的。

综上所述,张旭的狂草在纵情肆意的气势中遵循着点画和草法间的法度,不逾古法又因时变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张旭草书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张旭对唐代草书书风的演变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初唐时期,唐太宗“尊羲抑献”,唐朝书法遵循王羲之的秀丽妍美发展。而唐玄宗尚隶,善八分书,其作品本就趋向潇洒厚重,加之盛唐诸多书论中对一味追求妍美书风的疑问,盛唐时期的书风开始顺应时代潮流演变。在此基础上,张旭激情昂扬的性格和冲破传统束缚的勇气,及其飞舞流动、一气呵成的书风无疑成为了盛唐书法风气转变的引领者。蔡希综《法书论》中这样评价:“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全其古制,……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可以见得张旭恣意纵情的狂草书风对当时社会的震慑力。

另一方面,张旭的书法理念、创作风格也影响了晚唐乃至明清的诸多书家。与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有“楷书四大家”之称的颜真卿,便师法张旭。颜真卿还将自己学习书法的内容撰写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此文真伪虽有争议,但足以见得张旭对于颜真卿的重要影响。此外,张旭还先后将笔法传授给邬彤、徐浩、韩滉、吴道子等人,甚至清代狂草的代表人物王铎、傅山,也都曾在张旭处汲取养分。盛唐开放包容的气象及张旭的巨大影响力促使唐代草书不断向前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记。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盛唐开明的政治风气、繁荣的经济状况和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碰撞,共同为张旭狂草书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张旭的书法创作风格前期主要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后在盛唐辉煌繁荣、唐人普遍自信洒脱的大背景下,也由于其自身性格的豪放不羁、狂野恣意,在今草之上将草书引向更为连绵浪漫的狂草。他将“取法自然”的道家思想融入草书艺术中,随心所欲的狂野下却不逾规矩,在用笔、草法的问题上合乎法度,开创了唐代草书的新篇章,也使草书的艺术倾向更上一层楼。

通过本文,我们也可以略窥得书法发展过程和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盛唐强大的政治基础、繁荣的经济以及唐人的开明自信都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推波助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旭的出现才是合乎情理的。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共同孕育了它的思想文化,盛唐时期的社会环境无疑对张旭书风的形成、发展乃至书法的演变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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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逸宸(1999-),女,山东济南,北京师范大学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