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楷书和草书手写体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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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夏文书法分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其中楷书和草书在日常使用中较为普遍,因此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书写的真实状态,其书法风格明显继承于东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的汉字书法风格。但是由于文字本身书写繁复,笔画过多,很难在整篇中体现疏密大小等对比关系,因此审美价值不高。

关键词:手写体;印刷体;楷书;草书

西夏国主李元昊命野利任荣创制西夏文字,有效地传播党项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主意识,提高党项民族文化水平。为推行西夏文字,中央政府设置刻字司,印刷辞书和儒家经典以推广和传播本民族文字,促进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同时寺院也印刷西夏文佛经,对西夏文的普及和推广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西夏文字书《同音》《番汉合时掌中珠》《类林》等,作为官方的字典辞书,就不仅在字义、词义上有规范、标准的权威性,也在文字书写上起到一定的指导规范作用。但是,仔细观察印刷书籍和现存所发现的书稿来看,印刷体和手写体存在不小的区别。

西夏文的创制本身就是在仿制汉字的基础上完成的,自然在印刷书籍的层面也是仿照同时代宋朝时的印刷风格。字形方正、结构匀称,宋体字具有上述特点,但是宋代书法异彩纷呈,并非与印刷体相一致,并且多种书体同时存在。同样,西夏文在书写当中,尽管没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也一定不会同印刷体完全一致,在书体上也呈现出一定的丰富性。

现有的资料当中既有佛经也有文书,五种书体同时存在,此处以楷书和草书作为典型来进行论述。但不论在正式书写,还是民间手书时,所呈现出的书法风格都异于标准的印刷书籍当中的字体。

一、楷书

楷书印刷体和手写体,都是字形方整,具有书写性。尽管印刷体为泥活字印刷而成,但是制作字模是先书后刻,自然会具有一定的书写性,并非完全呆板僵化。而同手写体相比,书写性自然差距不小。书写性的强弱也可能是造成手写体和印刷体在风格上差异的原因之一,其根本还是文字在使用当中便捷的需要。

从印刷体方面来看,字形方整,笔画空间排布均匀,在撇捺的书写上可以看出颜柳的痕迹。手写体通常应用在文书等非正式文稿和佛经上,文书实用性强,书写较为自由便捷,而佛经相对正式,书手出于恭敬,书写会较为严谨周正。

在文书药方残页(图1)当中体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用笔上,主笔突出,笔画间有映带关系,书写气息强。首先,手写体中撇捺书写较为开张,笔画舒展,在长度上超出字的比例,显得十分突出。捺脚的书写上,也并不同于成熟楷书的捺脚,隶书意味很强,波磔明显。其次,在西夏文中没有竖勾这一基本笔画,体现在手写体中,则是向左背右的弧形,同章草的书写十分类似。最后,竖弯钩的写法不同于印刷体中类似宋体写法,而是类似行草书当中的书写样式,流畅快捷,钩挑较长,锋芒外露。单独从笔画书写的角度看,这种书写模式在汉字书法当中是较为初级的。

在结构上,中宫紧收,笔画舒张,向四周辐射。这种字的结体特征类似于王羲之创造的新体书法的结构特点,说明写手还是受到中原书法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是,西夏文书法的取势向右,而汉字书法的取势大多向左。

在章法上,手写体和印刷体都是纵有列、横无行。印刷体虽横无行,但是每个字都可以对齐。手写体则是行书章法,横行并没有对齐,并且行气有所摆动,字的大小也有所变化。

在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图2)中,有如下几个特点:

用笔上,较书写体而言稳定周正,笔画细致准确,更类似印刷体,可能是以印刷体为学习摹本,所书风格趋于正宗。结体上,方整规范,没有自然书写而产生的字形大小变化。章法上,纵有列、横有行。文书和佛经的章法上都是行距远大于字距,从整篇来看气息类似于行草书尺牍。

上述文书和佛经的书法特点,大多都与汉字书法相似,所体现出的风貌是章草的遗留。在西北地区,东汉末期,由于张芝对章草的贡献,敦煌地区兴起了“草书热”。西晋时期,又有索靖、卫瓘等人的推动,草书在西北地区得以大范围流传推广,普及到民间书写当中,而党项羌所属的吐谷浑,正处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和地理范围之内,与汉族长期相融杂处,可能会大量地使用到章草书体。可能由于交通闭塞和中原王朝更替,新体书法没有在此处广泛流传开来,一直保持较古体的书写状态。

因此,西夏文楷书在用笔上与隶书、章草有很多相似之处。章草是由隶书发展而来,在笔画和用笔上十分相似,相互渗透,有时界限也不明显,只是字法上有所不同,属于关联度很高的书法类型。

首先,撇捺的书写上,隶书意味很强,类似于简牍墨迹当中隶书的撇捺,波挑明显,舒展开张,向左右出锋,长而迅疾。例如《甘谷汉简》,字的主笔画伸展很长,中心结构紧密,钩趯分明。或是如同留有隶书遗意的写经书,捺画的波势明显,是早期不成熟的楷书作品,可能对当时西北地区党项羌人的书写产生影响,例如敦煌写经。

其次,竖画的向左背右之势,便类似于陆机《平复帖》当中向左下牵掣之势。《平复帖》虽是名家法帖,但真伪存疑,风格古朴,草法伪略而不正规,能真实地反映章草的书写状态。西夏文楷书手写体所体现出真实的书写状态,便是西北地区所流行的章草遗风。

二、草书

西夏文草书存在于很多文书当中,体式各异,大多书写快捷潦草,与章草风格更加契合。它在字法上进行简省,与标准印刷体没有关联,不可直接对应识别。书写上最大的区别,是根据快速书写的需要,将捺画变为反捺,楷书中的波挑变成向下连带的笔势。结字上较之于汉字书法,仍是较为繁复,书写效率还是难以大幅提高。章法上,较为正式的文书,行距较为清晰,同楷书章法类似,如《孝经》《卖地契》《药方》。而《瓜州审案记录》书写自然,有字形大小和墨色的变化,行气摆动明显,更像一幅书法作品。

然而在欣赏时,西夏文虽然笔势上放荡雄浑,但还是不能与汉字书法的草书相比,这在于它文字本身的结构。从西夏文辞书和佛经中看,都不难发现西夏文每一个字在结构上都十分类似,结构复杂,笔画繁复、众多,字与字的笔画和结构差异不大,在书写时就难以呈现字形的大小和疏密关系。简省后依旧如此,导致在书写完成后,整幅书法给人密不透风的感觉,很难发现整篇内书写节奏的变化,大小、轻重、疏密、快慢很难在西夏文书法中体现出来,因此它的审美价值不高。单个字的角度分析它笔画的书写方法,可以发现与汉文书法在书写上有很高的关联度。但这依旧是由于西夏文的创制是借鉴和模仿汉字而来,每一个字所构成的“零部件”都来自于汉字,因此在书写上一定会按照汉字的书写方法去书写,自然会借鉴和学习汉字书法的书法风格,并在西夏文书写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如上所述,西夏文书法与汉字书法在书写上的共性,是因为西夏文的造字法、字的笔画和字的组成部分都来源于汉字,是长期与汉文化交流而产生的结果。党项人没有创制西夏文之前,他们长期处于汉族文化圈中,并且长期使用和书写汉字,对汉字书写较为熟悉,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之后的西夏文书写。

建立西夏政权的是鲜卑族拓跋氏所领导的羌人中的党项一族,他们早期活动在青海、甘肃、四川一带,在吐谷浑所管辖的范围之内,时间维度上与此相对应的中原是西晋末期。西晋是大量少数民族内迁的时期,凉州便迁入很多西北少数民族,而吐谷浑與河西接壤,党项羌很有可能早已同中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然他们日常的书写风格会受到河西地区的影响。

党项在南北朝时崭露头角,隶属吐谷浑时,先后附属宋、齐、北魏。隋唐时期独立归附中原王朝,中央王朝设置羁縻州,首领封为大将军,历代世袭。在建立政权之前,尤其在唐朝时期,由于受中央册封,党项族上层贵族来往公文书信和交流都使用汉字,对汉文化极为熟悉,自然对汉字的书写也极为熟悉。汉字的书写风格长期影响着他们的书写风格,自然会体现在西夏文的书写上,但是从他们的笔迹中看来,并没有隋唐时期的成熟的书法风格,而是体现出西北地区早期的书法风格。

因此,西夏文楷书和草书手写体在士族阶层和平民百姓中使用最为广泛,是实用性很强的书体,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人们的书写状态。从二者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汉字书法对其的深远影响,在风格上继承汉字书法的书风,但是在整件书法作品当中难以突破文字结构的繁复,因而在审美当中,艺术元素的丰富性就难以具备,整体看来艺术价值也就不高。

参考文献:

[1]杜建录.解密西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

[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

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