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辑学视角考察一段草书史资料以讹传讹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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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宋张载曾有一段关于草书的论述,后被郭沫若、沙孟海及诸多著作者误认为南宋张栻所言。本文从编辑学的角度考察造成这种以讹传讹的原因,并从编辑实践意义上概括在引文运用上需要注意的四个方面的教训。

[关键词] 草书 张载 张栻 引文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6-0042-04

[Abstract] Zhang Zai, a famous scholar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ever made a discussion about cursive script which was later mistaken for the opinion of Zhang Shi, a scholar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by Guo Moruo, Sha Menghai, and other experts. The article has explored the causes of this erroneous mess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actology, and summarized four pieces of valuable instructions for citations on the basis of editing practice.

[Key words] Cursive script Zhang Zai Zhang Shi Quotation

书学界对于草书有广义草书、狭义草书之说。狭义的草书指章草、今草、狂草等,广义的草书指一切书体的草率书写。人们往往引“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作为将“草率书写”谓为“草书”的理据,并且认为这段话为南宋张栻所言。

笔者查阅各种张栻的文集,均未见到这段资料,反而在北宋张载的《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中赫然见之[1]。经考证,这段草书史资料确为误引,且前后学者,以讹传讹,蔚为壮观。笔者随机搜集了引用该段草书史资料的86种文献论著,兹从编辑学角度,对其错引之源及辗转引用中的种种情形予以考察。

1 史料的八种引用

凡引该段资料,大致有八种情形(见表1)[2]。

除以上八种误引之外,还有引为“宋代张怀瓘说”[9]的,将唐·张怀瓘说成宋·张怀瓘,更是错得离谱,不去深究了。

2 以讹传讹,误引之源流

2.1 影响近人的主要是沙孟海和郭沫若兩位大学者

沙孟海的论文《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发表于1930年,郭沫若的论文《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发表于1972年。

沙文引用此段资料时称“宋张栻说,见《性理会通》”[10],虽言从《性理会通》中引的,但《性理会通》只说是“张子”,并没有说是张载还是张栻,而沙先生直接断言为“张栻”。

郭文中说,“南宋的张栻(号南轩,与朱熹同时)曾经说过‘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11],也断言为“张栻”,却未明言其出处。

沙、郭二先生应该都是转引而没有在《南轩集》中查核,二位先生都说是张栻,所以大家也说是张栻,或者更明言其为宋人、南宋人,甚至还点明出自《南轩集》《南轩文集》。

直接受郭沫若影响的有聂清著《道教与书法》、卜希旸著《草书教程》及编著《草书研究》、陈振濂著《现代中国书法史》及《中国现代书法史(中国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系列教材)》等,他们均明言引自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当然,直接照着郭沫若之说却未明言的当亦不在少数。

台湾学者也有跟着沙、郭二位先生而错的。如柯佩君著《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初编·第11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文字研究》,该书原为作者2010年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博士论文,书中有对这段资料的引用,并注其出处“(宋)张拭(笔者注:应为栻):《南轩集》(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2]。经查该参考文献,其中正有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想来也是采取了郭先生的说法。

沙孟海和郭沫若两位大学者都说是张栻,笔者猜他们可能是上了《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清初汇编类图书的当。

2.2 此误引的始作俑者,应是《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或《六艺之一录》或《古今图书集成》

明朝的《性理会通》虽不误,但引称“张子”,给后人犯错留了空间。《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录》和《古今图书集成》都编辑于清初,《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引称“宋张栻论草书”,注其出处为“《南轩文集》”,错了;《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七十三引称“宋张栻论草书(《南轩文集》)”[13],错了;《古今图书集成》两次引到“草书不必近代有之……”一段,但一处称“张子曰”[14],没问题,另一处称“《张南轩文集》”[15],也错了。

编纂《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的孙岳颁生于1639年,卒于1708年;编纂《六艺之一录》的倪涛生卒年不详,只知道是清初人;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生于1650年,卒于1741年。我们对于这三部书编纂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清楚,不能断定三书犯同样错误的原因,或许是一方在编纂时借鉴了另一方的文本,顺带连错误也一道借鉴了。

台湾学者郭伯佾著《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六编·第20册:汉代草书的产生》在第9、120页两次引到该段草书史资料,均引称“张栻云”,并自注“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引《南轩文集》,台北,新兴书局·民国71年9月出版”。可见郭伯佾是直接跟着《佩文斋书画谱》而错的。

2.3 人们误张载为张栻,还因张栻确实与书法、书论的关系更密切

张栻(1133—1180),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集》。其父张浚乃南宋初名臣,书法受颜真卿影响,有名当代。张栻不仅是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而且是学颜真卿和米芾很有成就的书法家,有名的作品有《秋晚帖》《严陵帖》等。张栻还是书法理论家,在他的文集中有大量涉及书法理论的题跋和诗歌,甚至有人说他有自己的书法思想体系[16]。所以误为张栻所言,也符合大众心理。

张载(1020—1077),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相比张栻,其在书法史上的名声小得多。但谁能想到,他不经意间为说明经典错讹而牵扯到对草书的一个说法,竟成不刊之论,流传广远。

3 误引的教训

这段草书史资料的以讹传讹,有四个教训值得汲取。

3.1 不能尽信书和盲从名人,人云亦云

有的学者数年间多次出版论著,屡次引用,屡次不核,保留错误。如陈振濂著《现代中国书法史》提及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认为这篇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是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智慧成果”,但其中“最能体现出郭沫若作为一代史学泰斗的,是以下一段权威性的论断:‘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南宋的张栻(号南轩、与朱熹同时)曾经说过: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书写不谨,便成草书。虽出以意必,是卓有见地的’”[17]。十几年后,陈先生出版的《中国现代书法史(中国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系列教材)》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一段。

卜希旸不仅在2006年出版的《草书教程》和2015年出版的《草书研究》中两次引到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并都未察觉郭氏之误,且更将张栻误写成张拭。此外,两书同称引自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现代书法论文选》,实际上这本《现代书法论文选》中的“栻”字是没有错的。这真令人不敢相信。

3.2 引用时应查核原文,特别是心中有疑时更要核实

张栻的著述在其去世四年后,即由朱熹汇编成《南轩文集》,此后明、清各代屡有汇编,因此张栻的诗文是比较易于查找核实的,但编辑和作者过于信赖清人所编丛书,或者震于著名学者的论述,不去认真细致查核原文,纵然有学者心中怀疑也不去核实,以致以讹传讹。如前述台湾学者郭伯佾著《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六编·第20册:汉代草书的产生》是直接跟着《佩文斋书画谱》错的,但他还是较为严谨的,他在第9页注中说:“唯经检视张栻《南轩文集》,廿八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明刻本,及张栻《南轩集》,四十卷,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未见有此段文字。”算是存疑的态度。另外,台湾学者柯佩君所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文字研究》,其他引文出处皆有页码,唯引《南轩集》却付阙如,想必是作者自己也曾查核而未查到,含糊仍之。故也算是存疑吧。

3.3 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要具备跨专业领域的知识

据考证,书学界曾有人明确指出这段书法史资料为张载所说。前人如元末明初张绅撰《法书通释·卷下·辨体篇第七》中录“张横渠云:草书不必近代有之,……”[18]是正确的,“张横渠”即张载。明代学者周履靖辑《夷门广牍》(涵芬楼影印明刻本)收录该书,也不误。读《法书通释》的人不少,但未必有人会注意到这段关于草书的资料的主人问题。近人徐清著《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不仅引此段资料为张载语,且自注考证:“《张子全书》卷七,《四库全书》第697册,第173页。又,宋张栻《南轩文集》引此段文字,却自称‘宋张栻论草书’(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和《六艺之一录》所收)。1930年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引此文,注出处是张栻《性理会通》。或当以‘张载’为是,沙氏袭《南轩文集》之误。”[19]虽然徐氏的考证已经发现“张栻”乃“张载”之误,但可惜徐氏未能深入查核这件事。其实,徐氏认为“沙氏袭《南轩文集》之误”仍有错误,因为沙先生大约也不是从张栻的文集中找出这段话的。

至于其他领域研究张载的学者,引及此段草书资料时通常会直接从《张载集》中引出,一般不会受《佩文斋书画谱》之类图书的干扰,故不会错。如方光华、曹振明著《张载思想研究》引此段话,明确知道为张载语[20]。可能是领域不同,关注度不够。研究张载的学者不一定关注到草书史研究中这段以讹传讹的故事,而书学界的学者也未必会看到张载研究论著中的正确引用。

3.4 引用要准确,领会含义,不可误读

除误引之外,还有一个如何准确引用前人论述的问题。该则资料,张载所说全文是:“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書。其传已久,只是法备于右军,附以己书为说。既有草书,则经中之字,传写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诗》、《书》之中字,尽有不可通者。”[21]张载并非书法家,这段话的重点不是说什么是草书,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借草书概念来说因抄写潦草而造成的经典文字错讹现象,实际上是校勘问题,而被引用者引之为广义草书一说,不是很准确精当的。

注 释

[1][21]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8:284,284

[2]凡上述论著中,或误书张栻为张轼、张拭、张格、张械者,均归入“张栻”。凡称《南轩文集》者,均归入《南轩集》。均不一一注明。

[3]原载《语史周刊》1930年第二集第125、126、127、128合期,现收入朱关田选编《沙孟海论艺》—作者注。

[4]载程能林,徐人平主编《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作者注。

[5]载中国书法院主编《简牍书法研究》—作者注。

[6]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第819册—作者注。

[7]载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作者注。

[8] 崔尔平所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收录了明代钟人杰辑的《性理会通》(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5页),“草书不必近代有之……”一段在其中。《性理会通·字学》中原本称“张子曰”(第232页)的,但“张子”是张载还是张栻?崔尔平没有考证,一面在其所撰的《性理会通》提要中说“宋儒张载之学尝与程、朱并称”(第231页),意“张子”为张载;一面又说“是篇辑自《性理会通·字学》一节,集程、朱、张等宋儒之论书语”(第231页)。若依其中“程、朱、张”的顺序,显然不是与二程(程颢和程颐)同时期的张载(1020—1077),反而更有可能是与朱熹(1130—1200)同时期且小几岁的张栻(1133—1180)了。李洪智撰《谈谈‘草圣’》一文(《克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中引用此段资料时却称“宋人张载之就有这样的说法”(第54页),并自注引自“明·钟人杰.性理会通[C]//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6。可见,李洪智也没有考证“张子”是张载还是张栻?便称“张载之”,令人难以理解,不知是从“宋儒张载之学”断章取义来的,还是笔误或印刷之误。

[9]西中文.书海蠡测:西中文书法论文集[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480

[10]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C]//朱关田.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41

[11]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考古学报,1972(1):2

[12]许锬辉主编;柯佩君著.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初编·第11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文字研究[M].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222

[13]四库全书·子部:第83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8

[14]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第64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4:42

[15]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第64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4:20

[16]杨万里.“学者”滋味与张栻书法思想体系构建[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1):27

[17]陈振濂.現代中国书法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303

[18]张绅.法书通释·卷下·辨体篇第七[C]//王伯敏等主编.书学集成:元-明.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215

[19]徐清. 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89

[20]方光华,曹振明.张载思想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39

(收稿日期:2017-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