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复古”语境下杨维桢《题钱谱草书》册简析

摘 要:铁笛道人书法力透纸背,老辣之甚,书风狂怪清劲。此作行笔苍劲,结字奇倔,墨色乾湿燥润变化多端,明代吴宽评论:“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倒载而归。”与号“铁崖体”之放逸险绝文风相类。本文旨在元代“复古”语境下通过与赵氏书风对比探析其书写追求。

关键词:杨维桢;题钱谱草书; 复古

关于杨维桢及《题钱谱草书》册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铁笛道人,老铁贞、梅花道人等,诸暨枫桥人(今浙江绍兴)。杨维桢书法取法高古,来源于汉晋,风格刚劲,特别是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与赵氏学习章草的书法作品相比,他去秀润、婉约而增拙拗、冷峭,在书风上显露出特有的狷直个性。[1]

《题钱谱草书》册,行草书,纸本,高二十五点三厘米,宽三十二点七厘米, 此作行笔苍劲,结字奇倔,墨色乾湿燥润变化多端,为杨氏晚年精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复古”及《题钱谱草书》册的书写追求

元代书风崇尚“复古”,以赵氏书风为中坚代表,余众人无不受之思潮及作品的影响,其在《兰亭十三跋》中讲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兰亭定武石刻》题跋中有句云:“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故可知悉赵氏的复古是以恢复古人书写面貌为口号,归根结底还是对二王书写面貌的追求。而杨维桢书法则是以复古的笔调,以“情”致胜,他的书法是情感化的,并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的书法作品有的精巧流美、有的委婉低沉、有的充满着剑气和怒喝。[2]可以说他的复古和赵氏复古是截然不同的。不过,他最早的存世墨迹《题王蒙柳桥渔唱图卷》,是他40岁以前所书,结字就像极了赵孟頫,用笔偏于肥美。至于其后期书风转向放旷粗率、个性鲜明,其中原因之一,就与他使用的特殊毛笔有关。[3]

谨从《题钱谱草书》册来看,其复古并不局限于书写面貌的“复古”,形成了自身的结体特征。此册共七页,从始至终字形逐渐变大,笔调节奏鲜明,枯湿兼备,并通过字形的摆动、穿插及夸张笔画的形状、长短等达到生动奇妙的境界,奇正相生,别有一番趣味,而整体又极度地和谐统一。一些极度夸张的字形呈纵向拉长,每页中又有个别横撑的单字敦实厚重,与极度纵势字形成强烈的对比的同时又起着力挽狂澜的作用。从整体上看,《题钱谱草书》册呈现了杨维桢的豪迈、刚直的审美趋势,同时体现了其在复古基础上力求革新的追求。余论

苏东坡《评草书》中说到:“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也可以作为对宋人尚意的一种注解,苏东坡以自身佐证,其所谓“自出新意”并不是从来不受任何约束,恰恰相反,他对古法书写有着相当深的理解,加上其有机融合,从而达到脱巾独步的境界。从杨维桢的书法中可以了解到,他曾下力于晋唐行、楷。其五十八岁所作《周上卿墓志铭》,刻意效仿唐代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刚峭之态,一反元代所崇尚的魏晋风韵,走险绝之路。[4]通过对历史的观照,我们得知杨维桢生活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元代晚期,他所谓的“隐逸”也未必能够真正如其所愿,后人评价其书法有“乱世气”正是来自于处在如此背景下的影响。因此对于元人复古的理解不应仅仅看到其对章草的学习及二王笔法的演绎。换言之,面对杨维桢《题钱谱草书》册这类作品更要理解其是一种基于乱世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文化精神和自我品性的呈现。

参考文献:

[1][4]黄惇:《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页

[2]陳海良:《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页。

[3]顾工:《杨维桢的铁心颖、画沙锥》,《中国书法》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