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草书与酒的关系

摘 要:唐代是酒文化十分兴盛的时代,也是草书大兴的时代。酒的精神意在情绪的宣泄,意在挣脱传统束缚,回归物我两忘、自由自在的“至人”状态,而这种状态恰与变幻莫测且最能表达情绪的草书精神无比契合。于是,“酒书”随之产生,酒就成为书家表情达意、抒发性情的催化剂。

关键词:唐代;草书;酒;酒书

在中国,艺术家与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伶《酒德颂》中有言:“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在醉酒中,艺术家情感获得解放,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家往往能够创作出常态无法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杨万里“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醉酒而作的例子在中国艺术史上可谓俯拾皆是。书圣王羲之醉酒而作《兰亭序》,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怀素“方其酒酣兴来得于会意时,不知笔墨之非也,忘乎书者也”,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饮酒至酣醉方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从而可知,这些被人们盛赞的绝美诗作及书画作品与酒后性情的抒发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酒的精神意在情绪的宣泄,意在挣脱传统束缚,回归物我两忘、自由自在的“至人”状态,而这种状态为优秀作品的出现提供更多可能。

一、唐代“酒书”兴盛的原因

据记载,唐代长安集市上茶楼、酒肆、歌台、舞榭遍布,繁多的酒肆为“酒书”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源泉。唐代实行坊市制度,市区之内酒肆遍布,当时还出现了名气最大的长安长乐坊安国寺“红楼”,以及《广舆记》中写到的宝鸡县陈仓城内的“卖酒楼”。多姿多彩的酒肆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许多的唐诗中也有所体现。韦应物在《酒肆行》中云“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极力铺陈了长安新建酒楼的豪华富丽。王建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白居易诗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温庭筠诗云“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些都映射出唐代繁华的夜市,欢乐、热闹的气氛充满生意兴旺的酒肆。

唐代题壁书屏风气较浓厚,粉壁素屏的兴盛在形式上推动了“酒书”的发展。“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偏”,可见题壁书屏深受民众的喜爱。同时,皇帝也甚爱之,据《旧唐书·本传》记载:“穆宗即位,召见(柳公权),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令公权题于壁,字方圆五寸。”不仅皇帝喜爱,书家们也喜好在粉壁素屏上书写,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纪殆遍”,贺知章“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粉壁素屏,在篇幅面积上要比一般纸张绢素大得多,采用的书体、布局也可比较随意,得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灵和感情,在这种形式中书家们找到了显示自我才华、抒发情感的广阔天地。“飞动”是書壁书法艺术的显著特色,书家们大多“挥笔如流星”,书壁字大行长,提按顿挫,收放拓纵,徐疾迟留,黑白分布,其对比度要比一般书写大得多,因此节奏感更为强烈,需要更多体力和情感的注入,酒给予书家如猛虎般的力量。

禅宗思想为“酒书”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代佛教兴盛,禅宗讲究思想自由开放,用心去感悟外部世界,不受成法的束缚,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生活在唐代的书家。中兴的禅宗打破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表现在艺术上,即动摇了“助人伦,成教化”的道德和思想。严羽《沧浪诗话》云:“禅道唯在妙语。”又有《了元歌》曰:“修道,道无可修。问法,法无可问。”禅宗非理性,这种非理性状态给唐代的艺术家们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二、唐代“酒书”例说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们生活在欢乐、热闹的社会氛围之中,闲暇的生活造就酒肆的繁多。酒与书家们又有着不解之缘,下文以张旭、怀素、李白、贺知章等为例,讲述书家在酒的催化下进入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信手挥洒的、茫然若迷的境界,从而创作出不可复得的艺术精品。

(一)醉酒颠狂的张旭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评价张旭的草书:“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许多文献都曾记载张旭酒后创作状态:

《新唐书》中曾记载张旭:“每大醉,呼走狂叫,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全唐书》这样记载张旭癫狂的创作状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以致呼叫狂走,下笔愈奇,甚至以头濡墨泼洒,醒后乃以为神助,不可复得也。”

诗圣杜甫《饮中八仙歌》颂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由此可见,酒是张旭狂草创作的灵魂。酒能够将张旭带入一种激情荡漾、仿佛不受理性支配、无意识地执笔信手挥洒、茫然若迷“醉里得真如”的境界,可谓酒成就了张旭的书法艺术。

(二)嗜酒如痴的怀素

怀素自幼出家,经禅之余,从事艺文,尤好草书。怀素喜好饮酒,其《自叙帖》中云“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讲的便是破戒饮酒,时人称之“醉僧”。自言得草书三昧,有“狂僧”之名,早年便以草书驰名乡里。

怀素虽是佛门中人,却嗜酒如命。怀素曾在张僧繇《酒僧图》上题诗说:“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这也正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怀素一生酷爱饮酒,酒后便会意气挥笔,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生动地描述了其酒后的豪兴:“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若长鲸泼剌动海岛,欻若长蛇戎律透深草……”酒后的怀素完全进入一种若痴若狂的状态,行笔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过常规书写速度,完全来不及按照书家提前预计的效果进行落实,作品往往一气呵成,因此书体严谨的法度已不再那么重要,书法在此刻仅仅是内心情感宣泄的载体。酒的催化增进了这种情绪的宣泄,也为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提供可能性。

(三)潇洒醉逸的李白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李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更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尤其擅长行书和草书。李白作为书法家的文献记载于《宣和书谱》卷九。李白条下有云:“答蕃书笔不停缀,帝嘉之。”所谓“答蕃书”即传说中的“李白醉草吓蛮书”,且被书法功底较强的皇帝唐玄宗所称赞。

李白向来有“酒仙”之称,同时,他又不愧于“酒仙”的称号,杜甫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自己也宣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又有《宣和书谱》云李白:“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可看出李白每“尝作书”便要“西入酒家”,后再书之。《宣和书谱》所记李白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三帖,其中《咏酒诗》和《醉中帖》两帖草书都与酒有关,想必也是李白酒后所书。关于李白的书法审美观,除了他在书法艺术中反映出的崇尚飄逸和豪逸之外,他还崇尚清真、潇洒,崇尚天真、快节奏、大写意的狂草,这从他的诗篇《王右军》和《草书歌行》中可以清晰地察觉出来。酒促使人进入一种茫然若迷的境界,使李白轻易进入潇洒、大写意的狂草状态。

(四)酒酣兴发的贺知章

我们对“吴中四士”之一贺知章的理解,更多是停留在诗歌上,其实他更是杰出的书法家。贺知章以草书驰名开元、天宝年间,其草书洋洋洒洒,无拘无束,在书法史上别树一帜。

贺知章好饮酒,据《新唐书·李白传》载,与李白、左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晚年更加放荡不羁,自称“四明狂客”。《宣和书谱》中有记载,贺知章“每醉必作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异,尤见真率,往往自以为奇。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贺知章常借酒酣之势,乘兴书写,直到纸尽为止。贺知章是陆象先族姑之子,与张旭有姻亲关系,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索不如也。”贺知章与张旭两人关系亲密,想必这不仅仅来源于亲戚关系,两人经常酒后畅谈以及书艺上的切磋更是增进了彼此的情谊。

三、结语

嗜酒书家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与好友聚于兰亭吟诗作赋,借酒提笔书《兰亭集序》,笔兴随酒兴而生,笔势各异,笔韵不同,“千古极品”在酒中问世,而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可见,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里融合着多少偶成的天机,其中,酒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又如,五代杰出的书法家杨凝式,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晚明草书大家徐渭等,皆爱嗜酒写字,且与酒有着不解之缘。

酒书是在草书本性的基础上,借酒注入一种激情,使之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酒是书法的灵感来源,是艺术的创作之母,酒让书家摆脱了种种束缚,步入自由的天地,使天性在线条的挥舞中得到彻底的释放。美酒催化书家对自然、人生的满腔激情,如果没有酒,激情受到理性控制的草书也将失去狂草天逸的趣味了吧。

参考文献:

[1]潘运告,桂第子.宣和书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2]韩天衡.历代书法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艺术学院